12岁的时候，我进入了中学。这是一个更复杂的环境，人际关系的网络像藤蔓一样悄然滋生、缠绕。我像以往一样，习惯于观察，而非融入。
琳达·里德尔很快成为了我视野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坐标。
她经过时，很多同学都投以羡慕的眼神。
“据说她家里特别有钱。”
“而且她的父母也很宠她”
……
而她自己，喜欢在同学聚集的地方故意大声谈论新买的轿车，或者抱怨女佣熨烫衣服不够用心。
她对我的态度并不友善。
她的不友善并非突如其来，而是像某种慢性疾病，她起初想与我说话，不停找话题与我聊天。但当发现我对她优渥的生活毫无兴趣，就选择疏远了我。在开学初期的几次数学小测后，便显露出清晰的症状。我的存在，似乎从最初就构成了对她的冒犯。
我关心的并非她的喜恶，而是她背后所代表的变量。
琳达的家境显然如其他同学所言，优于学校里的大多数人。她的裙子总是最新款的样式，面料精良；她的文具盒是精致的珐琅制品，里面装着进口的自动铅笔。我注意到教师们对她的态度带着一种微妙的宽容。当她迟到时，训导主任只是皱眉，提醒“下次注意”，而同样的行为发生在其他学生身上，则可能换来一份课后留校劳动。数学老师在分发奥数培训推荐表时，会特意绕过她。
她的成绩远未达到门槛——这是一种善意的回避，避免她难堪，也避免了可能的麻烦。
细小的特权，指向一个结论：琳达家里有势力，足以让学校的管理层有所顾忌。
琳达极度渴望展示这些优越性。与其说是分享，不如说是一种宣告，一种对自身价值的急切确认。
真正自信的人，无需如此。
她的自信如同纸糊的城堡，根基脆弱。任何一点挑战，都能让这座城堡剧烈摇晃，在课上，其他同学解出一道她束手无策的题目，她就脸色铁青，并在她的脸上投射下羞愤的阴影。随之而来的，便是更加尖锐的贬低和针对。
《Enigma Variation（二战德国）》 《撬锁》（第1/4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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