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后一段时间，我把精力都花费在了备考之上，和瑞秋的交集基本是文学方面的提升，偶尔会和卢恩一起参加学术沙龙或者是讲座。
1930年5月，我收到了柏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数学系。
转学柏林时，我凭借自学积累跳过了两个年级。为期两年的资格考试（Abitur）中，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的满分是基石。我选修的都是高级课程，权重系数为2，这极大地放大了我在理科上的绝对优势。外语方面，法语的严谨语法于我而言如同另一种形式的逻辑游戏，掌握起来并无困难。文学科目，在瑞秋那套“情感逻辑演算”模板的辅助下，我成功地将文本分析转化为了一套可推导的证明题，最终的成绩达到了“良好”偏上的水准。综合所有科目，加上高级课程的加权，我的最终评级锁定在最高的1.0。
卢恩的热情推荐，以及通过菲舍尔教授的沙龙结识的几位数学教授出具的、赞扬我“思维极具独创性与深度”的推荐信，则推动了这个结果。
我将录取通知书平整地放在书桌上，旁边是正在演算的关于测度论延伸问题的草稿。窗外传来街头的喧哗，隐约能听见扩音器里激昂的演讲片段，以及整齐划一的口号声。这些噪音如同背景辐射，已被我训练有素地过滤。
六月初，隆美尔叔叔路过柏林。他1930年年初刚晋升陆军少校，这次工作原因来到柏林，顺路来看我。我们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见面。
“恭喜你，露娜。柏林大学数学系。你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。”
我点点头，用小勺轻轻搅动着黑咖啡。咖啡的苦涩在舌根化开，“这是最优路径的必然结果。”
“你父亲如果知道，一定会为你骄傲。”
空气安静了一瞬。咖啡馆里播放着舒缓的钢琴曲，与窗外隐约的喧嚣形成古怪的迭层。
关于父亲，我知道的始终是碎片：阵亡于凡尔登，隆美尔的战友，一个模糊的英雄符号。母亲极少提及，她的语气总是混杂着怨怼。而我自己，也从未主动深究——对已失去且无法改变的数据点投入过多情感，是低效的。
但此刻，隆美尔主动提起了他。这像是一个信号，一个填补信息空白的时机。
“叔叔，”我抬起眼，“关于我父亲……您能告诉我更多吗？真实的他，不仅仅是一个‘英雄’的标签。”
隆美尔沉默了片刻，目光投向窗外摇曳的树影。
“你的父亲，托马斯·诺伊曼，出生在慕尼黑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。他的父亲，你的祖父，是一位严谨的会计师，他的母亲则出身小贵族旁支。他们家族对子女的前途有着明确的规划：长子继承家业，次子，也就是你父亲，应该投身军旅，为家族赢得荣誉。”
“但他想成为数学家。”我陈述道。这个矛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：个人志向与家庭期望的冲突。
《Enigma Variation（二战德国）》 《父亲的圆周率》（第1/4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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