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0年6月月末。
我整理好几本数学书籍，几套换洗的衣物，最后将Lorelei放进行李箱中，拉上拉链时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卢恩站在门口，怀里抱着一个包装精致的纸盒。
“你真的要回去两个月？”她的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失落，“我会想你的，露娜。每天都想。”
“那是我父亲的房产，法律上我有居住权。我住在那里不用付房租”我接过她递来的盒子，里面是排列整齐的姜饼和果仁糖，“而且，母亲和科赫先生在布拉格，房子空置。”
柏林出租屋的租金虽然不高，但两个月累积起来仍是一笔开支。慕尼黑的房子宽敞、免费，且藏书室里还留着父亲生前收集的数学典籍——那些我小时候尚不能完全理解的着作。尤尔根和伊丽莎白在一个月前从慕尼黑给我寄过一封信。我回到慕尼黑，可以和他们讨论数学问题。
“那你得给我写信。”卢恩坚持道，“每周至少一封。告诉我慕尼黑怎么样，你见了什么人，看了什么书——什么都行。”
我点头。信件是维持关系的低成本方式，而卢恩的价值，无论是学术资源还是人脉资源，都值得这样的投资。
“还有，”她从手袋里取出一个小巧的银质粉盒，“我知道你在慕尼黑可能不会化妆……那里更保守。但如果需要，至少这个可以随身带着。”
粉盒盖上雕刻着精细的新月图案，与我那枚胸针相配。我收下了。
“姜饼和果仁糖路上吃。到了慕尼黑，要照顾好自己。”
从柏林坐火车到达慕尼黑已是夜晚，我提着行李箱，沿着记忆中的路线回到慕尼黑的住处。
屋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我推开自己曾经的卧室，一切如旧。
窄小的单人床，褪色的蓝格子床罩，窗前的小书桌。
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打扫。灰尘被擦去，窗户打开通风，床单换上从柏林带回的干净的一套。屋子终于恢复了宜居状态。
第二天早晨，我带着简历和几张在柏林工作时为顾客拍摄的妆后照片，前往霍夫曼照相馆。
照相馆位于市中心繁华商业街上，橱窗里陈列着精心布光的肖像照：新婚夫妇、戴学士帽的毕业生、穿着传统服饰的儿童。所有照片的共同点是妆容极其自然，几乎看不出修饰痕迹，强调“古典与本真的美”。
这和我理解的化妆艺术相悖。化妆的本质是优化，是通过色彩和线条重新分配视觉权重，最大化个体的独特优势。霍夫曼先生追求的“自然”，更像是一种对保守审美的迎合。
《Enigma Variation（二战德国）》 《霍夫曼照相馆》（第1/5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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